大拇指知识
卢建波·半小时摄影记者 抢救室 潘璐
Kunming北京青年报
今年，国考考试迎来史上第一次延后。据国家公务人员局消息，根据当前新冠肺结核禽流感情况和防控工作组织工作需要，原计划于12月3日—4日举办的中央机关及其派出机构2023年度考试破格公务人员考试延后举办。
“我们都是发展史的亲历者。”在公务人员考试群里，考科藤发出感慨。2023年国考计划招录3.71Bazas，最终259.77Bazas报名者通过审查，人数创下发展史新高。在公招赛车场一百米的学生中，“中年考科藤”成为一个独特的群体——她们肉齿目不惑之年，每多考一年，就越时值35岁公招上限。
近年来，公务人员招录持续向高职倾斜。但与此同时，经历上工棕褐、裁减优化的浸礼后，越来越多在婚恋浸淫多年的“中年青年”，无一例外地将考公视为最终的后路，和捷伊解决之道。
在“波季尔”的社会期望、“35岁危机”的婚恋恐惧，以及“考试年数日益缩短”的压力交错下，这群30岁至35岁的“中年考科藤”不免钟摆。时值考试，她们有时候恐惧到傍晚6点下班看电视，有时候又忍不住自我放弃。坐落在她们心头的疑问不时冒出：肉齿目不惑之年还选择考公，到底算是活明白了，还是失去了心愿？
卢建波·半小时摄影记者走进这个人群，了解她们的真实处境，和“中年考公”这个艰难决定背后的心态与意图。以下是多名“中年考科藤”的所写——
为的是圆当初的梦，为自己内心的努力
讲诉人：肖伟 31岁 某单位科技事业编
复习五年 座标：杭州
Kunming北京青年报
我属于“LX1”考科藤员。事实上，在我身边，好多和我一起复习的年纪相差无几的人都是“LX1”——我们本身都是科技事业编或国企组织工作人员，考公的目的，并不仅仅是为的是找一份稳定的组织工作。
薪水和福利待遇也不是我报读的意图。我已经组织工作8年，三年前，被拔擢成副主任。如果考公顺利下船，意味着我要大丹，福利待遇反而会下降。
这些都不阻碍我对考私有很强的计划性。从2018年开始，我每年单厢参加公务人员考试，但我有特定的报读方向——法院或检察院。
我大学学的是法律。2013年，大学毕业时，一门心思考研，我最终通过了一所“双一流”高校的考试，但面试被淘汰了。那时，秋招和公务人员考试都已经结束，春招也没什么好的组织工作机会。后来，看见社区的招录信息，我就直接报了名。
接下来发生的一切，却超乎想象的顺利。我盲考参加获得考试第一，面试也几乎毫无准备地去了，依旧是第一。我就这样进了社区组织工作。不到一年，我又通过考试，进入现在单位，属于科技事业在编人员，但组织工作内容和法律毫不相关，工资也不高。
在这里组织工作第五年，我获得拔擢。按理说，如果这样做下去，前途也是可观的。但人年轻时，往往不够了解自己，只有真正融入社会后，才可能发现自己想要的是什么。组织工作年数越长，我越意识到，司法系统更适合自己。
虽然离开法律专业多年，我却发现，当年的专业学习在我身上留下了很多印记，塑造了我的职业习惯。在外人看来，我有点强迫症，凡事都要按照规范来，比如，有合同就要签字盖章，有约定就要写明日期，不接受模棱两可的空间。
当我把这套习惯运用到现在的组织工作中时，大多人都难以理解，觉得我是异类。我也能做好现在的组织工作，可这种现实处境总是和我的处事原则发生冲突。
另一方面，我的组织工作和生活几乎没有边界。无论什么时候，在什么地方，组织工作单厢肆意侵占我的生活。我的大学同学不少在法院和检察院组织工作，我渴望她们那种组织工作状态。
随着年龄增加，人免不了要停下来，更多地思考未来的生活和职业规划。2018年，我意识到自己更想要的是，回归法律专业。
我还是单身，还没有太多顾虑。和刚毕业时不同，我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，薪水不再是我放在第一位的考虑因素。我家境不算好，大学时依靠着国家励志奖学金，这也是当年我没有选择“二战”考研，而盲目择业的原因。那时，先找份组织工作实现经济独立，是我唯一的考量。
现在，考公是我转变人生的方式。五年来，尽管我每年都参加公务人员考试，但真正符合我需求的招录岗位只有两次。我也只有那两年是认真复习，每天下班后，坚持复习至少半半小时，周末也泡在图书馆看电视。
考公竞争激烈，而年纪越大，考试能力越弱，我不得不做好两手准备。我们单位几乎人均硕士，新招来的人学历一个比一个高。我也恐惧地去考了公共管理专业的在校研究生，现在还在读研。
今年，浙江省考终于有了合适的招录岗位，我已经在认真准备。我会考下去，即便在35岁前可能仍无法下船，但至少我为自己想要的努力过，也就能更坦然地接受现实。
做了两年全职妈妈，考公是不多的选择
讲诉人：邓萍 35岁 全职妈妈
复习两年 座标：山东
Kunming北京青年报
2021年，我在国考“二战”中下船了。我记得乌泱泱的考场里有年轻的大学毕业生，也有一看就像我一样“饱经风霜”的中年考科藤，比我刚毕业时参加考公考试的人数多了好几倍。
从工商管理专业研究生毕业后，我放弃了当时已经进入面试的某市级机关单位岗位。做公务人员，感觉人生一眼望得到头，那时候的我想着，年轻的时候总要多尝试多看看。我先后去了银行、咨询公司和电商行业组织工作，基本过一两年就会转换一个环境，不是感觉到达了职业瓶颈，就是不适应婚恋环境。
2018年，我怀孕了，谁来照顾宝宝成了问题。而在休产假的几个月里，公司的架构和组织发生了较大的转变，快速运转的电商不会等待你跟上它的节奏，而丈夫的组织工作比我更加忙碌。在沟通之后，我决定辞职带娃，在老家的婆婆也过来帮忙。渐渐地，我的生活变得非常程式化，一天都围绕着两个孩子展开。每次伸手向丈夫要生活费的时候，我都要做足心理准备。
孩子一岁的时候，我尝试走出家门找组织工作。经济不独立的不安全感，始终无法让我坦然地做一个家庭主妇。有时候候带孩子累了，在沙发上刷刷手机，婆婆也会说几句“怎么不去干活”。但我没有高职的身份，年龄又超过了30岁，原本可选择的公司就很少，仅有的回复的几家公司，也在面试时委婉地提到：你的孩子太小，我们公司组织工作强度大，不太适合，或是直接表示不匹配。
这时，年轻时觉得会框住自己的公务人员组织工作，似乎给我提供了另一条路径。除去对性别、专业和高职有具体要求的岗位，剩下的岗位在考试报读中，并不会因为我是一个二孩妈妈而拒绝我，但这也意味着，竞争会更加激烈。
我了解到，公务人员也经常上工，但和我之前在的公司相比，我起码能有稳定的时间陪伴孩子，也不用拼命地和同事们竞争升职的机会，我只想踏踏实实地做好自己的本职组织工作。我也不希望在别人的印象里，妈妈每天都在做饭、洗衣服。
我下载了各类考公刷题软件、QZZN论坛、知乎和小红书。每天早上六点下班，即使孩子前一天夜里闹腾，也不敢第二天睡懒觉。因为到了这个年龄，时间比什么都珍贵，而我长时间没有看电视，阅读学习的效率已经无法和大学时代相比了。有时候候我一边给孩子做辅食，一边用听书软件听申论文章的写作技巧。
最开始复习的时候，我觉得自己的情绪很糟糕，被无力感包围：为什么行测做题速度这么慢？为什么申论题型就是记不住？身边也有朋友不理解我，“都是有孩子的人了，瞎折腾啥呢，在家好好带孩子就行了。”
2020年，我报读了山东省省考和国考，但都没有入围面试。我总结了一下原因，一方面是我申论大作文写得太慢，另一方面是报读的岗位报录比太高。在去年准备的时候，我在申论上花了很多时间。
丈夫比较支持我“二战”的决定，周末我在家里复习时，他就会带着孩子去公园玩。
我也了解到，不少电商的前同事们在今年都被裁减了，还有人向我请教考公经验。现在我觉得稳定比什么都重要。
没有不踩坑的组织工作，差别在于保障长不长久
讲诉人：李洁 31岁 创业合伙人
复习一年 座标：杭州
Kunming北京青年报
省考就剩不到半个月时间了，可我还没开始认真准备。
有时候觉得总要临时抱下佛脚，可手上总有写不完的方案。我的主要精力还在现在的组织工作上，毕竟，我刚创业半年多。我可能就是一个钟摆不定的考公分母。
我的婚恋经历比较丰富，几乎把所有组织工作类型都走了一遭，除了稳定的公务人员。大学毕业时，我考进杭州一家刚转企的科技事业单位，在那里组织工作了5年。那家单位除了稳定，给不了我其他的。2019年，我跳槽到一家创业公司，后来禽流感爆发，这家公司陷入混乱。我又跳槽到一家互联网大厂，经历了我人生中最难熬的半年多，那里压力太大，整个人状态很差。
“996”、“婚恋PUA”、极度棕褐、永远追不上的KPI……我已经不想再回忆在那里经历的一切。因此，今年3月，当过去的公司老板邀请我作为合伙人一起创业时，我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了。这家公司规模很小，现在一共四个人。
但这个决定让我的父母和朋友，越来越担心。其实，自从我离开第一家组织工作单位开始，劝说我考公的人就源源不断，不时给我发来公务人员的招录消息。
以前，我总是对这种消息视而不见。但今年创业后，眼看业务稀少，我的内心很容易崩溃。这时，另一种声音出现了：“要不就去考考试试？”
报读公务人员，既给了担心我的朋友一个回应，也成为我平复心绪的一种途径。30岁之后，我越发感觉到，婚恋环境对适龄未婚女性的不友好。考公务人员似乎成为最终的后路，至少，在考试中这种性别歧视能够淡化。
只是，当我做出报读公务人员的决定后，我却依然徘徊。一方面，我对创业还抱有期望，公司业务有了起色，我就抛不下，觉得不能辜负一群人的心血；另一方面，总体经济形势不好，业务谈不下，所有人都预期不好时，又免不了钟摆，想给自己寻找一个保障。
今年的省考，我报读了一个招录2人的岗位，因为机率更高。但现在我已经在期待省考延后了，希望给我留一点复习的时间。
过了不惑之年，最可怕的就是还不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，我现在似乎就是这种最糟糕的状态。
公司里有几个实习生，当我问她们毕业后的选择时，她们很坚决地说考公，原因就是求稳。
有时候，我反而羡慕这些坚定的年轻人。她们也许比我更早想明白：没有不踩坑的组织工作，只是坑里有没有长久保障的差别。
新闻+
中年考公者要提前打好“预防针”
Kunming北京青年报
近20年来，曾出现过三次考公、考研浪潮，都与经济周期息息相关。第一波是2004年前后，正值“非典”禽流感过去不久；第二波是在2009年前后，受金融危机风波影响，国考人数首次超过百万；第三波浪潮，就是2020年至今。
根据某公招平台发布的《2020国家公务人员考试人群研究报告》，30~35岁的人群占到2020年国考人数的19%。近30万中年学生在35岁的上限下拼搏在公招赛车场上。
在今年全国“两会”开幕前，“取消公务人员35岁年龄限制”的建议冲上热搜。全国人大代表、温州大学研究员蒋胜男表示，近几年，一些企业受新冠肺结核禽流感影响，经营状况不善，部分员工需要再就业，35岁门槛带来的困境更加明显。“这些人并不是因为知识水平跟不上才失去组织工作的。不少人经验、水平都不错，但找组织工作还是被35岁这道坎儿难住了。”蒋胜男说。
有媒体在报道中表示，相比高职，中年学生难在缺乏学习氛围与复习环境。同时，还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，就是在考公下船成功，取得阶段性胜利之后，她们的路又该如何走呢？
的确，三十多岁的年龄比较尴尬。在公务人员系统里，不少同龄人比她们经验丰富，某些领导甚至比自己年龄还小。另外，如果不是高学历引进的人才，受到拔擢的机会相对也不多……这些都是要给中年学生提前打的预防针。
（为保护受访者隐私，文中肖伟、邓萍、李洁均为化名）
本文为卢建波原创作品，未经许可，禁止转载、复制、摘编、改写及进行网络传播等一切作品版权使用行为，否则本报将循司法途径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。
